一、新的敘事戰略
鐘雨柔的新著《漢字反動：中國語文古代性的來源（1916—1958）》（以下簡稱“《漢字反動》”）論述了20 世紀上半葉一段關于漢字反動與文學反動彼此環繞糾纏的汗青，重要論及魯迅、趙元任、瞿秋白、許地山、晏陽初、唐蘭等人相干談吐和實行。該書謝絕了實證的考核，應用德里達的“語音中間主義”和“文字/書寫學”概念，重構從平易近國（1916 年）到新中國成立之初漢語拼音化活動的汗青。作者的視野暗合了霍布斯鮑姆的“極端年月”或許汪暉的“短20世紀”，將語文活動置于東方的字母廣泛主義以及全球的反殖平易近活動汗青之下停止不雅照。本書衝破了以往“語文古代化”的單一敘事，這種敘事將拼音字母、語音的技巧化、言文分歧、古代個別的主體性和古代平易近族國度的建構作為一個貫穿的邏輯，消除了其他原因，好比傳統小學及其古代轉型（以章太炎的實際以及基于他的計劃所確立的注音字母為代表）。《漢字反動》一書現實上包容了語音的技巧題目（趙元任）、文學反動（魯迅和瞿秋白）、口語文寫作（許地山）、布衣教導（晏陽初和陶行知等）以及傳統文字學的調劑（唐蘭）諸多話題，具有極為豐盛的跨學科視野。
《漢字反動》的價值還在于它所追蹤關心的是以拉丁字母為代表的字母廣泛主義在全球范圍內的引導權確立，作者借用了德里達“語音中間主義”的概念來浮現這種字母廣泛主義具有摧毀第三世界國度外鄉文明的風險。但作者同時也發明，以拉丁字母制訂的新文字計劃，現實上許諾了底層國民“發聲”的能夠，為加倍保守的反動政治所應用，終極招致“語音中間主義”自我崩潰。是以本書一方面從頭規定了汗青分期，將分期題目化了，把1916 年和1958 年的時光點斷定為“全球性時辰”。另一方面，作者提出“語音中間主義的二律背反”來闡明“語音中間主義外部相互環繞糾纏的正負兩面氣力”。這組氣力現實上可以被看作是古代化–反古代化的，也可以看作是歐化—反歐化，甚至可所以殖平易近主義—反殖平易近主義的。當然，在這一套概念所構建的敘事邏輯中，由于先定地將“拉丁化”看作是東方的、泊來的，甚至是有價格的、臨時的和保守的；也是歐化的和佈滿“狡計”的。是以，真正能完成魯迅所說的“將文字交給一切人”的義務，同時又不消支出文明上被殖平易近的價格的東西，只能是平易近族情勢的東西。自此，繚繞漢語拼音化的會商，闡述邏輯的起點只能是保存漢字，在漢字的外部、依附漢字的形聲構造解構“拼音”。詳細到這本書中，就是唐蘭在50 年月主意的“漢字拼音化”。這一計劃分歧于以拉丁字母取代漢字的拼音化途徑，在作者看來具有完成德里達所說的“書寫學”的能夠。
回想20 世紀中國語文活動的研討，年夜致可以分為拼音活動史的敘事和國語活動的敘事。最早影響較年夜的有羅常培的《國音字母演進史》和黎錦熙的《國語活動史綱》。作者都是20 世紀中國語文活動的“當事人”，并沒有闊別他們所書寫的對象，而是身處在某一汗青現場之中。是以，他們書寫的汗青有及時記載、保留第一手材料的感化。羅常培一書寫作于國語羅馬字計劃被公布之后，序文里就表白了用國語羅馬字制作新文字的態度，可以回為拼音活動史研討。而黎錦熙的《國語活動史綱》一書則帶有論爭的目標，最後是一系列針對那時鼓起的拉丁化新文字活動的論爭文章，試圖爭取“民眾語”和“民眾語文”等概念的說明權。倪海曙則是關于拼音文字活動的汗青研討的集年夜成者，他寫作的《中國拼音文字活動史》總結了明末以來的中國拼音文字活動史，觸及晚清的切音字活動、簡字活動和注音字母活動，與黎錦熙所寫的國語活動史在活動的分期上并沒有太年夜的不合，異樣斷定的汗青事務和時光，只不外書寫的角度分歧，一個確以為“國語活動”，一個明白為“拼音文字活動”。不外對這幾回語文活動的基礎共鳴延續到了50 年月的文字改造活動。1955 年的全國文字改造會議上，作為中國文字改造委員會主任的吳玉章作了《文字必需在必定前提下加以改造》的陳述，就簡略重述了“從清朝末年起，一向到全國束縛為止”的幾回文字改造的活動。1958 年吳玉章和黎錦熙在國民日報上聯名頒發的《六十年來中國國民發明漢語拼音字母的總結》，則是從拼音字母的角度停止總結。是以，對于晚清開端一向到50年月的歷次語文活動，年夜體上分為兩種敘事角度：一個是以說話同一為目的的國語活動，一個是制訂拼音文字終極到達言文分歧的活動。
80 年月開端，從“古代化”的角度懂得中國說話文字的改造和相干會商，成為一種主流敘事。文字改造委員會的機關雜志《文字改造》改名為《語文扶植》，這一變革也標志了文字改造的任務走向停止。這一時代還出書了名為“語文古代化”的雜志，此中有約請專家回想50 年月文字改造的文章，也有對20 世紀的拼音文字活動史停止總結的文章。1995 年，王均主編的《今世中國的文字改造》作舞蹈教室為“今世中國”叢書的一種出書，該書可以看作是對50 年月文字改造活動的體系梳理和威望總結，重要是從政權的文明管理的角度來睜開的。其特色是以紀年史的方法描述那時的政策制訂經過歷程，對那時相干期刊上的會商以及平易近間的社團等相干內在的事務著墨未幾。這種紀年史的寫法，不克不及將那時會商的議題充足地浮現出來，更有意將其置于某種思惟史的譜系中停止考核，因此即使是制訂相干政策經過歷程的爭議、牴觸、沖突也沒法從中看到。
近些年呈現了良多繚繞國語活動、言文分歧等題目的研討，從頭將這些議題作為思惟史來研討，從而浮現了此中的學術價值。這種研討的趨向能夠遭到柄谷行人、子安宣邦和小森陽一等japan(日本)學者從說話與平易近族國度的角度考核japan(日本)國語活動的影響，同時也有村田雄二郎等學者研討晚清言文分歧活動的影響。以王東杰的《聲進心通：國語活動與古代中國》為代表，書中將“國語活動”懂得為“古代語文改造的同義詞”，繚繞著平易近族主義、聲響、文字等概念來會商，在敘事形式上和japan(日本)學者的相干研討相似，終極提醒了近代的語文活動背后是扶植古代平易近族國度的政治。汪暉的《處所情勢、方言土語與“平易近族情勢”題目》一文也可以看到柄谷行人《書寫說話與平易近族主義》的影響，別的也可以將其歸入作者提出的“短二十世紀”的視野下考核。在該文中，無論是方言本位的拉丁化新文字活動，仍是以國語同一為目的斷定尺度語的國語活動，都是“平易近族說話的構成”的一部門。在30 年月和40 年月的語文活動汗青以及文藝實行中包括了處所、平易近間、民眾等元素，平易近族說話也是以有了更為豐盛的內在。汪暉用一種更好的方法安頓了“民眾政治”這一個異質性的存在，但在他的闡述邏輯中，這一時代的拉丁化新文字活動現實上只是國語活動的變體，平易近族說話則像黑格爾式的精力在活動，包容了“否認的”方面之后抵達了終結。
《漢字反動》并不知足于詳細某一語文活動的研討，經由過程對瞿秋白、魯迅、許地山、葉圣陶等人的研討，將文字改造的汗青與口語文活動的汗青聯合了起來。書名為“漢字反動”，現實上聯合了漢字反動與漢字書寫反動（文學反動）。英文的書名為漢字書寫學（Chinese Grammatology），以及封面采用了唐蘭的文字計劃，比擬可以或許表現作者的專心。她試圖在已有的國語活動敘事、拼音化活動以及語文古代化敘事之外，基于“語音中間主義”這個概念斷定一個“漢字反動”的敘事。而在進進“漢字反動”的汗青之前，作者起首需求處置清末的漢語拼音活動：切音字活動、簡字活動、注音字母活動等等。她將這些活動視為“20 世紀漢字反動周全迸發前，最后一次測驗考試漢字拼音化的活動”，成為本書所論述“漢字反動”的“前史”。對此，她是如許說明的：
本書選擇在清季文字改造之后開端，意欲彰顯的是古代中國的語音中間主義轉向與20 世紀前的中國拼音化活動的焦點差別。題目的要害不只在漢字作為東西的存廢，更主要的是若何評價基于漢字發展出來的文本、文明與常識論的題目。進進20 世紀，對漢字的敵意一日千里，任何與漢字相干的學問與傳統，從韻學到考據學，從儒家經典到格致之學，都隨之升值。[1]
在“漢字反動”的前史中，現實上曾經呈現了20 世紀語文活動的諸多議題。此中“漢字存廢”的題目也屢次被說起，如譚嗣同提出“盡改象形字為諧聲”，倪海曙以為是“戊戌以前最露骨的文字改造主意”。[2] 黃遵憲基于對japan(日本)言文分歧活動的考核，提出了“變一字體”的預言，有學者以為是晚清拼音化活動的立論基本。[3] 而《新世紀》集團和章太炎之間迸發了一場繚繞“漢字存廢”題目的論爭。在此次論爭中，以吳稚暉為代表的無當局主義者在《新世紀》雜志上提倡用“萬國公語”（即世界語）慢慢代替漢字，是最劇烈的“廢止漢字”的聲響。章太炎則謝絕了將文字能不克不及拼音看作是文明發財、教導普及的最基礎緣由。兩邊都在文明的提高與延續的層面上會商漢字的存廢題目。
從《新世紀》集團開端，“廢止漢字”的標語被分歧的群體所征用。這一標語來源于“漢字是象形文字”的結論。這個結論是一個極為廣泛的熟悉，好比瑞典漢學家高本漢在《漢字的實質和汗青》一書中，就將漢字確以為“表意的象形文字”，而與表音文字絕對立。這種不雅點也貫串了全部漢語拼音化的汗青。在《漢字反動》一書中，作者也異樣追蹤關心這種表音文字比象形文字（或許表意文字）更提高的頭緒，她將其界說為“語音中間主義”，現實上這個概念與“字母廣泛主義”可以同等，誇大聲響超出于文字之上，終極將拉丁字母確以為表音文字，而將其他文字被貶為象形文字，背后也隱含了某種退化論或許文明品級論的邏輯：表音文字比表意文字加倍文明，加倍迷信。所謂的語音中間主義更像是一種熟悉論的裝配，在此之中關于漢字和漢語的常識，便具有了賽義德所說的“西方主義”的顏色。而謹記于語音中間主義，便會進一個步驟抬高本平易近族的文明傳統。
“語音中間主義”這一概念支持了作者敘事的重心。有興趣思的是，這個概念在諸多對國語活動、晚清文字改造活動、漢語拼音化活動的研討中并不少見。由德里達發現用以批評東方的常識系統，經過柄谷行人等japan(日本)學者的闡釋和批評，聯合了本·安德森對印刷本錢主義的研討，這個概念經常用來指涉基于言文分歧的訴求、尋求漢語拼音化或倡導口語文的一系列文字改造活動，追蹤關心說話古代化與平易近族主義的關系，其落腳點則是說話平易近族主義：“語音壓制了文字”、內化的聲響塑造了人的主體、均質化的人組成了古代平易近族國度。但在本書中，作者顯然不是在這個層面利用“語音中間主義”，這個概念不克不及逗留在“拼音化”或許“言文分歧”的說話軌制來懂得，它打算處置1916 年以后的文學書寫、文明反動、普及教導等更年夜的文明政治題目。在作者看來，“漢字反動”所帶來的常識論改變，即傳統常識系統的升值，本源在對漢字的壓制。“語音中間主義”無法用來指涉漢字反動的所有的內在，也會形成所謂“漢字反動”就是全盤歐化的曲解。作者參考了杰姆遜應用辯證法對實際主義的研討，將“語音中間主義”加工為“說話中間主義的二律背反”，以提醒漢字反動除了尋求歐化、古代化的一面，還在其外部生孩子出了與這一面絕對抗的、外鄉化、反殖平易近主義的偏向，用以挑釁東方中間主義及其常私密空間識的引導權。因此本書頻仍應用“語音中間主義”的概念，但對平易近族主義的會商并未幾，而作者顯然更想要表現外鄉化對于“東方中間主義”的挑釁。這一點與柄谷行人的用法分歧。
1916 年，是本書斷定的一個主要出發點。這一年，趙元任留美時寫作《中國說話的題目》（The Problem of the Chinese language）一文，“是今朝能找到的最早體系闡述廢止漢字、取用字母的學術著作”。[4]作者以為，趙元任這篇文章不只為后來的國語羅馬字活動供給了實際基本，並且寫作的時光和全球范圍內的拼音化趨向有同步性。同年，索緒爾的先生收拾出書了《通俗說話學教程》，書中更是挑釁了傳統的語文學，將文字剔除出了說話學研討范圍，斷定語音是說話學的研討對象。不外細究上去，趙元任和索緒爾對于“語音”的研討有分歧的著重點：趙元任自始至終器重語音的物感性質，以此往研討漢語及其方言的“音素”，甚至為“國語”的音素灌錄了唱片；而索緒爾并不器重語音的物感性質，提出要掌握說話的“差別特征”，即語音之間的差別關系，終極建構了一套基于符號“肆意性”準繩的情勢主義實際。當然，本書作者并不是基于這些詳細的實際命題和概念，論述趙元任和索緒爾的配合點，更主要的是阿誰“全球性時辰”，這個時辰也就有了一種“政治有意識”：
這一景象席卷全球之時，西歐殖平易近擴大接近序幕，美國作為新帝國登上汗青舞臺。古代語音中間主義的突起因應了信息技巧的成長。電報、德律風、打字機這些深入變更世界的新技巧加持語音中間主義的突起，加快了其在全世界范圍內的擴大。19 世紀末20 世紀初這個時光節點，于是見證了諸多非拉羅書寫體系面臨“唯一無二”的拉丁字母不得不做出的回應。古代中國的語音中間主義轉向就是一例，而與漢字反動簡直同時產生的、世界其他浩繁文字改造包含：埃及對阿拉伯文的改造、奧斯曼土耳其對阿拉伯波文雅的改造、蘇聯對西里爾字母的改造、越南對喃字的改造、japan(日本)對化名和漢字的改造等。[5]
隨同著東方殖平易近擴大和古代信息技巧的成長，很多非東方國度都開端轉變他們的文字體系，這確切有共通之處。“語音中間主義”這個概念翻開了這個時辰的所具有的“全球”意義。這也是本書的一年夜亮點；分歧于以往在平易近族國度—平易近族說話的視野里會商語文活動，本書增添了一個殖平易近—往殖平易近化的全球史視野。
二、“語音中間主義”的局限
在拉丁字母的西方觀光中，“語音中間主義”除了許諾迷信性、古代性的文明，現實上也呈現了自我崩潰的偏向，語音中間主義終極為“文字/書寫學”的呈現供給了能夠：“語音中間主義的次序外部于是不期然地發展出一種反語音中間主義的、以書寫為本的、將書寫看成迷信來研討的實際批評”。[6]這個概念呈現了極限，觸碰著了它所無法抽象的內在的事務或許困難。因此需求為這個概念從頭付與新的指涉范圍：假如傳統的小學以及基于小學所發明的注音字母計劃，一開端就在“非”東方的地位上，那么，從瞿秋白開端的30 年月的民眾政治或拉丁化新文字活動，則可以被安頓在一個“反”東方的態度。是以，本書另一個概念：“說話中間主義的二律背反”，起首就是為了處置這一“反東方”、反本錢主義、超出平易近族國度的馬克思主義傳統，將其歸入“漢字反動”的敘事中。
所謂“語音中間主義轉向”最後來改過的前言、新的技巧（印刷、打字機和電報技巧），這些新常識直接給留洋的常識分子形成了震動和焦炙，成為漢字無法順應古代文明社會這一結論最無力的證據。《新世紀》集團以為“象形字”為“未開化”的平易近族所用，宣傳廢止漢字、采用萬國新語，是他們目擊了歐美的“提高”之后提出的說話古代化計劃。他們用一種直線的退化史不雅來懂得技巧和說話，特殊是歐美的拉丁字母實用于古代打字機和印刷排字，而漢字（方塊字）則無法順應古代社會。這與他們宣傳的世界語自己具有超出平易近族國度的、“世界主義”的偏向有關。正如林少陽指出的：
《新世紀》從教學“世界主義”與“文明對蠻橫”二元對峙角度察看說話、文明，實在不無牴觸之處，由於這一不雅念的背后模糊可見的，是人種好壞不雅念，由人種好壞而文明好壞，并且這一好壞的序列所有的被置于時光之線性退化上。[7]
至于錢玄同鞭撻“漢字的罪行”，終極的落腳點也是漢字“和古代世界文明的格不相進”。[8]錢玄同盼望經由過程加倍迷信的羅馬字計劃來完成言文分歧，進一個步驟完成國語的同一，既到達普及文明、啟示大眾的後果，又能更好地進修東方進步前輩文明。是以，國語羅馬字活動現實上是很典範的古代化訴求：作為被發蒙的布衣與發蒙者之間的關系，是一種加倍內面化的“蠻橫與文明”關系。國語羅馬字計劃一方面拘泥于迷信性，制訂了較為精緻但不易在大眾中心推行的計劃，另一方面受制于行政權利的牽引，跟著那時的年夜學院公布羅馬字拼音法度為國音字母第二式時，羅馬字計劃也就成為了注音字母計劃的備用和參考，得不到進一個步驟推行應用。
在30 年月以前，“言文分歧”是語文古代化和教導普及的標志。可是口語文寫作并沒有兌現這個許諾，反而呈現了良多無法在白話中應用的歐化語法景象。這種景象在那時被批駁為“新白話”或許“洋陳腔濫調”。胡適已經提出的“文學的國語，國語的文學”的標語在30 年月被瞿秋白從頭提出，并改革了它的內核。本書中“語音中間主義的二律背反”這一概念，是指語音中間主義“向一切人承諾能收回本身的聲響且被聞聲”，[9] 經由過程言文分歧推進說話的平易近主化，底層國民可以書寫本身聲響。1929 年瞿秋白在蘇聯時代寫成了《中國拉丁字的字母》，這個草案是后來的“拉丁化新文字計劃”的雛形，是全部拉丁化新文字活動的出發點。繚繞這個拼音文字計劃，他還針對了那時的說話狀態停止階層剖析，進而提出的“文腔反動”、“樹立古代通俗話的新中國文”的標語。樹立于這一系列思慮之上的“拉丁化”的內在的事務得以差別于以往的“言文分歧”或許“廢止漢字”的主意。
瞿秋白對五四以后的說話分為：現代白話，古代白話，新式口語，舊式口語。這四種書寫說話，現實上被分派到四個分歧的階層那里。現代白話是現代社會正人的聲調，在那時還有嚴復式翻譯以及部門保存在報紙上，為年夜大班所把握；古代白話起源于《時務報》和《新平易近叢報》，是小大班應用的文字，與明清構成的陳腔濫調公函寫作有淵源；新式口語則是星期六派等章回體小說的說話，以及戲曲中說白的聲調；舊式口語則是五四新文明活動的產品，它原來“應該是依據古代通俗人嘴里講的話，加以有體系的收拾，調理和組織，而成為古代通俗話的新中國文”，現實上卻成為成分復雜、“非驢非馬”、“不人不鬼的言”。
而到了30 年月，無產階層作為新的政治氣力曾經呈現在汗青舞臺。對于無產階層自我表達的請求來說，新舊口語和新舊白話都可以看作是“白話的”，是無法書寫新的情勢的漢字文。也就是說，盡管新的文字、書寫（文腔）并沒能立即出生，但成為了一個“虛空”，一個預付的存在。在這個新的文腔呈現之前，漢字書寫都是“白話的”。在這個意義上，他改革了“言文分歧”的話語，使之不再意指一種說話古代化的計劃，而是努力于讓新的政治主體“收回聲響”，以解脫魯迅所說的“無聲的中國”的處境。這種“無聲”的狀況并不是任何實際的臆想，而是政治的實際：那時常識分子和國民群眾從說話到文明的對峙，使得國民群眾沒有書寫東西。葛蘭西在議論皮蘭德婁的劇作時，已經指出過“國民的”說話和文學說話之間的決裂，與這種情形有某種類似之處：
那時，文學說話尚未在平易近族范圍內普及，尚未成為取得群眾認可的“汗青現實”。……在意年夜利作品中，當人物要在意年夜利讀者面前化為有血有肉的意年夜利人時，作家還不善于激起讀者的共識，還無法掌握說話的汗青成長趨向。現實上，意年夜利存在著很多“國民的”說話，它們是地域性的方言，大略在親熱扳談時應用，表達最樸素、最通俗的情感、愿看。對浩繁的地域來說，文學說話依然是世界主義的說話，某種特別的“世界語”，即僅僅局限于表達一部門人的感情和不雅念。[10]
在新的政治氣力眼前，文明上需求將方言這一地域性的“國民的”說話，終極釀成一種全國性的共通語，也就是“通俗話”。這里的中介實在是文腔反動，也就是所謂的文學說話的反動。當瞿秋白模仿趙元任的計劃制訂了一套拉丁化字母，著重點是依據言文分歧提出的說話同等政治，說話同一的困難則被當做是一個起點。假如將瞿秋白的實際和葛蘭西比擬，“平易近族”或許是全國的維度現實上被棄捐了，“國民的”說話能夠要持久逗留在處所性的層面。從這個角度看，瞿秋白的乞助于言文分歧的戰略，無法借助平易近族的情勢來付與國民以足夠的氣力，終極那種全國通行的“通俗話”將遠遠無期。
在《漢字反動》中，瞿秋白的計劃異樣是舉高拉丁字母來抬高漢字，這個方面可以看做是“語音中間主義”的一部門。假如和japan(日本)的言文分歧主意比擬，后者一方面經由過程剔除漢字，逐步到達同一國語的目標，另一方面又經由過程塑造“心聲”（內面），樹立了一套古代文學體系體例，終極文學施展著平易近族國度的想象力感化，塑造出一個個孤單的古代主體。而瞿秋白曾經無法經由過程樹立這種古代文學體系體例來付與新的政治氣力以“聲響”，他的“文腔反動”恰好是想要終結這種“無聲的”文學。瞿秋白批駁了五四新文學在實行中腐化為他們所要打垮的對象：貴族文學釀成紳商文學；山林文學釀成清客文學；古典文學釀成惡棍文學。他要處理的困難，不是晚清以來的常識分子抑或是japan(日本)國語活動的困難。可以說，瞿秋白改革了五四文學反動的話語，卻不是為了從頭樹立一種古代文學體系體例，恰好是為了否認這種古代文學及其塑造的古代主體。在這個意義上，異樣是“廢止漢字”改用新的文字，可是“文腔反動”的主意很難說是“語音中間主義”的變體。瞿秋白的詳細主意現實上在延安時代獲得了查驗和調劑。在陜甘寧邊區先后展開的兩次拉丁化新文字活動，最年夜的成績是新文字被付與了與漢字劃一主要的法令位置。現實上在1942 年之后拉丁化活動就結束了，緊隨其后的是以《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座》所領導的文藝實行。1942 年之后的文藝實行與拉丁化新文字活動分歧，不再尋求經由過程說話和文字的通明性來塑造新的政治主體，而是請求文藝任務者轉換視角、深刻生涯，向群眾進修他們的說話，同時成長群眾文藝。延安文藝實行保存了漢字，在本來的口語文書寫中做調劑，謝絕說話通明化的途徑，現實上曾經與“語音中間主義”發生斷裂。是以，這種新的說話政治籠統地置于“語音中間主義”的名義之下，是非常可疑的。
在德里達提出“語音中間主義”的說法之后，索緒爾經常被看成是這個概念的一個主要例證。直到柄谷行人在《書寫語音與平易近族主義》中，從頭解讀了索緒爾和時枝誠記的思惟，解構了如許一個“索緒爾”抽像。柄谷行人用了良多證據，包含索緒爾的瑞士人成分、索緒爾的手稿等，激活了他的實際中對于古代平易近族國度的批評價值。在這個意義上，柄谷行人的索緒爾抽像，更合適本書中所提的“語音中間主義的二律背反”。對此，德里達也曾說明過，他對索緒爾的批駁重點是索緒爾借用了東方形而上學的概念（如“構造”），因此未能解脫邏各斯中間主義的范圍，可是他的實際自己是復雜的，固然舉高了語音的主要性而抬高文字，但同時將語音這一實體也消除了，只剩下加倍抽象的“所指”，終極成了一個“差別”或許說“蹤影”的游戲。在這個意義上，索緒爾更像是“解構”的前驅，解構的恰好是“語音中間主義”的汗青說話學。德里達批評索緒爾的目標，是為了批評那套有著來源和目標的東方形而上學，這一點又和索緒爾對汗青說話學的“解構”相契合。
在本書中，“語音中間主義”這個情勢主義的概念，被付與了良多很是詳細的內在的事務：拉丁字母或許字母廣泛主義，同時被斷定為東方獨佔的、向西方行使霸權的全球活動。在德里達對柄谷行人的回應中，現實上他承認了“語音中間主義”是個情勢的概念，同時也批准柄谷所說的語音中間主義并不是西歐獨佔的不雅點。是以，是表音文字仍是表意文字（漢字仍是拉丁字母），并不是“語音中間主義”所要會商的重點。重點是基于說話文字之間的通明性所建構起來的熟悉裝配。而本書為了證實“語音中間主義”的自我解構偏向，為這一概念補充黑格爾的辯證法，似乎也就畫蛇添足了，同時承當了必定的實際風險。由於黑格爾的辯證法活動具有來源和目標，恰好是德里達所要批評的邏格斯中間主義。在本書的闡述中，語音中間主義的二律背反也就是在國語活動與民眾語活動之間似乎存在著一種對峙而同一的關系，可是它們之間的關系無論多么嚴重，即使是“不共戴天的斗爭”，也都釀成了統一性的序列。是以，“語音中間主義的二律背反”固然批評了東方中間主義，但沒能提醒30 年月民眾政治的異質性。終極它能夠會演化成歐化和反歐化的情勢主義游戲，在傳統之間尋覓題目的謎底。
三、“拼音”的多重內在
“漢字反動”另一個時光點是1958 年。這個時光點聯絡接觸了國際情勢和國際周遭的狀況。國際上，重要是由“萬隆會議”召勸導致了亞非拉的反殖平易近活動低落，反東方中間主義的認識覺悟。在國際，1958 年斷定了文字改造的三年夜義務是簡化漢字、推行通俗話，制訂和奉行《漢語拼音計劃》。作者有興趣用文字學家唐蘭的不雅點來論證終結“語音中間主義”和開啟“漢字書寫學”實際的能夠。唐蘭不是文字改造活動中相干機構的重要擔任人，他提交的文字計劃沒有被采納，不外在文字改造活動的分歧時光點都能看到唐蘭提出本身的不雅點：從1949 年就在《國民日報》上頒發了《中國文字改造的基礎題目和推動文盲教導兒童教導兩題目的聯絡接觸》，1956年在《中國語文》雜志上刊登他的《論馬克思主義實際與中國文字改造題目》惹起了批駁，在1957 年的《國民日報》上頒發了筆談文章以及1958 年頒發了《中國文字應當改造》。他基礎不雅點是“漢字拼音化”：在漢字的基本上慢慢停止拼音化的改造，樹立一套“綜合文字”，既保存漢字，又包管了“拼音”的能夠。這種文字分歧于直接用拉丁字母取代漢字，而是應用漢字形聲構造的特色、將漢字慢慢改革為加倍迷信的文字。
唐蘭的文章中常常引認為據的實際是毛澤東關于文字改造的唆使以及斯年夜林關于說話不是下層建筑、說話不克不及漸變的不雅點。此中，毛澤東在1951 年對文字改造的唆使是最重要的。這個唆使的完全內在的事務可以從那時教導部長馬敘倫那里看到：
三、四個月以前，主席又唆使我們：文字必需改造，要走世界文字配合的拼音標的目的；情勢應當是平易近族的，字母和計劃要依據現有漢字來制訂。其次鑒于漢字書寫艱苦，主席唆使必需加以收拾簡化，并指出印刷體當用楷書，手寫體可用草書。又因漢字唸書難記，需求注音，今朝國民束縛軍里正在睜開應用注音字母輔助識字的進修。注音字母作為通用注音的計劃，有什么可以改良之處，也要我們會商研討。[11]
這段唆使包括的內在的事務良多，有漢字的簡化，也有那時在全國推行的祁建華“速成識字法”。但激發追蹤關心和會商的重要是“拼音標的目的”和“情勢應當是平易近族的”（即“平易近族情勢”）。中國文字改造研討委員會從1952 年景立一向到1954 年，重要任務是研討簡化漢字和“平易近族情勢”即漢字筆畫式拼音計劃。這時代，委員會的拼音計劃組對于平易近族情勢題目構成兩種對峙的看法：一種以為但凡用一套字母能把漢語的特色拼寫出來的，就是平易近族情勢；一種以為應當依據漢字的筆畫，字母情勢要接近漢字。唐蘭固然不是委員會的成員，可是其態度非常接近后一種見解。現實上，無論是委員會外部仍是平易近間，“漢字筆畫式”的計劃并不少見。在1954 年、1955年的時辰已經呈現過將漢字的聲旁換成拼音字母的“拼音形聲字”的主意，并且激發了會商。而在1958 年以后，一向到1980 年，中國文字改造委員會收到的1667 種拼音文字計劃中，此中就有“漢字式”計劃248 種，占所有的計劃的14.88%。[12]
1953 年毛澤東核閱過委員會的拼音文字計劃，包含漢字筆畫式計劃，可是他以為良多計劃“比漢字還難寫”。1955 年10 月，文字改造委員會拼音計劃委員會召開第十次會議，決議將四個漢字筆畫式計劃（草案），一個拉丁字母式和一個斯拉夫字母式計劃（草案）提交全國文字改造會議征求看法。而全國文字改造會議并沒有經由過程這六個拼音計劃，但初步斷定了拼音計劃采用拉丁字母。1956 年，毛澤東列席“常識分子題目會議”并做了講話，贊成吳玉章的關于文字改造的看法，以為羅馬字拼音固然是本國的，可是“字母少，寫起來一邊倒，漢字比不上”。之后，中共中心收回《關于文字改造任務題目的唆使》，指出“漢語拼音計劃采用拉丁字母比擬合適”。[13]
在《漢字反動》中，作者以為新中國將“拼音”作為一種官方認識形狀，而陳夢家和唐蘭則在抗衡這種“拼音”認識形狀。這種不雅點有掉單方面。一方面，1956 年之前，“拼音”并未完整同等于拉丁字母，官方斟酌過為“拼音”的內在附加上“平易近族情勢”的請求。唐蘭的是比擬合適這一幻想的計劃。可是，無論是委員會的“漢字筆畫式”計劃，仍是唐蘭的“綜合文字”計劃，或許那時平易近間呈現的“拼音形聲字”、“半拼音”主意，都未能完成情勢簡略、便利進修的請求。在這之后，關于“（文字改造的）情勢應當是平易近族的”的唆使就不再提起了；另一方面，官方關于“拼音”的定位卻有一些含混性和彈性，并且一直與學術界有著奧妙的錯位感。“拼音標的目的”的唆使并沒有明白提出要制訂拼音文字來代替漢字（也沒有從一開端就限制拼音必需采用拉丁字母），反而在會商“拼音”的同時停止對簡化漢字和收拾漢字的研討任務。假如說拼音是一個“標的目的”、一個許諾，那么漢字將持久存在并施展感化則是那時的一個共鳴。終極斷定文字改造的三年夜義務時，“拼音”被斷定為進修漢字和推行通俗話的幫助東西。
對于重生政權來說，普及教導的題目優先于文字改造，文字改造的動力來自掃盲識字和說話同一。文字改造的情勢要辦事于這兩年夜目標，終極就演化成了制訂《漢語拼音計劃》辦事于拼音識字（簡化漢字）和推行通俗話兩年夜義務。可見，50 年月的文字改造是務虛、功利的。因此就不難懂得，50 年月初官方推行的不是拉丁化計劃或許羅馬字計劃，而是將祁建華的“速成識字法”作為全國粹習的典範，這種識字法是以注音字母作為識字拐杖。不是由於注音字母“迷信”，甚至不是由於“簡略”，更多的是由於注音字母奉行多年，有必定的群眾基本和足夠的師資。假如不斟酌由普及教導所訴求的“方便”及其文明反動的潛能，文字改造終極構成的“簡化漢字+拼音”的雙層構造，與國語活動的主將黎錦熙的 “新注音漢字”計劃有某些相似，可以說是國語活動的延續。
章太炎無疑是這種雙層構造的前驅。在《駁中國用萬國新語說》一文中，章太炎將國語同一和私密空間普及文明這兩個義務離開會商：要普及文明就需求奉行任務教導；要同一國語，在應當保存漢字，只需大眾進修官話就可以完成國語的同一。也就是說，無論是說話同一，仍是普及文明，都無需再造新文字。相反，漢字是平易近族的“根柢”，天然應當保存上去。同時，章太炎測驗考試樹立一套“兒童視而能了”的改進反切計劃，這是在保存漢字的基本上發明一套幫助識字的計劃。這套計劃在平易近國初年景為了注音字母，一向到新中國《漢語拼音計劃》公布之前，一向承當著“識字拐棍”的感化。本書將唐蘭的計劃說明為解構“語音中間主義”的書寫學，那么應用傳統常識系統挑釁了文明品級論的章太炎，未嘗不是這種書寫學的前驅。
對章太炎來說，漢字是文明的一部門，是超汗青的、超地區的存在。而對毛澤東來說，漢字是汗青的，而非永恒的、文明的結晶；漢字一直是文字改造時要斟酌的“前提”（《新平易近主主義論》中提過“文字必需在必定前提下加以改造”的標語）。即便是奉行拉丁字母計劃以慢慢取代漢字，也應當有一個過渡階段采用雙軌文字軌制：社會上同時通用漢字和拼音文字。但這種平行、雙元的說話軌制早已在延安時代實驗過：1941 年起，邊區當局付與新文字以法定的位置，使其取得與漢字異樣的權利，即“新文字跟漢字有異樣的法令位置”。同時明白規則了，新文字在“高低行公函、生意賬、文書單據等”、“當局的一切布告法則”、“各縣給邊區當局的公函”等都“有用”。[14]但無論是在掃盲識字的冬學活動中，仍是延安文藝實行中，這種雙軌文字被廢棄了。究其緣由，說話的同一需求借助漢字，汗青上“書同文”與年夜一統持久綁定在一路，保存漢字是克制處所主義的文明管理的一環。在這種情形下，不再依靠言文分歧的保守戰略，只能轉而選擇了雙層構造，從頭激活漢字的形、聲、義構造，所謂的“漢字書寫學”也許就在此中得以表現。
注釋：
[1] 鐘雨柔：《漢字反動：中國語文古代性的來源（1916—1958）》，北京：生涯·唸書·新知三聯書店，2024 年，第19 頁。
[2] 倪海曙：《清末漢語拼音活動紀年史》，上海：上海國民出書社，1959 年，第52 頁。
[3] 王風：《晚清拼音化活動與口語文活動催發的國語思潮》，見《世運推移與文章興替》，北京：北京年夜學出書社，2015 年，第189教學 頁。
[4]、[5]、[6] 鐘雨柔：《漢字反動》，第42 頁；第8 頁；第13 頁。
[7] 林少陽：《鼎革以文：清季反動與章太炎“復古”的新文明活動》，上海：上海國民出書社，2018 年，第240 頁。
[8] 錢玄同《漢字反動》，見《錢玄同文集（第3 卷）漢字改造與國語活動》，北京：中國國民年夜學出書社，1999 年，第77 頁。
[9] 鐘雨柔：《漢字反動》，第22 頁。
[10] 葛蘭西：《葛蘭西論文學》，呂洞六譯，北京：國民文學出書社，1983 年，第144 頁。
[11] 馬敘倫：《中國文字改造研討委員會成立會閉會辭》，見《中國文字拼音化題目》，北京：中華書局，1954 年，第3 頁。
[12]中國國民年夜學說話文學研討所拼音文字研討室，《群眾自擬拼音文字計劃收拾陳述（1958—1980）》，《文字改造》1982 年第2 期。
[13]《文字改造》雜志編纂部編：《開國以來文字改造任務紀年紀事》，北京：文字改造出書社，1985 年，第77 頁。
[14]《陜甘寧邊區當局關于奉行新文字的決議》，見陜西省檔案館，陜西省社會迷信院編，《陜甘寧邊區當局文件選編》（第3 輯），陜西國民教導出書社，2013 年，第62 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