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害詞：《唐詩雜論》 古典文學 聞一多
汪曾祺在《歲朝清供》中回想說：“可以或許像聞師長教師那樣講唐詩的，并世無第二人。聽聞師長教師授課讓人覺得一種美，思惟的美，邏輯的美，才幹的美。聽如許的課，穿一座城，也值得。”
“這是一溝盡看的逝世水/清風吹不起半點漪淪/……這里斷不是美的地點/不如讓給丑惡來開墾/看他造出個什么世界。”這是聞一多的詩作《逝世水》里的句子，讀過就很難忘卻。
對于聞一多師長教師的認知，信任年夜大都人都是來自中學時的講義和汗青敘事。明天，官方和社會上對其抽像的認定，也重要是定格在政治抽像——平易近主兵士，至于學者和詩人的抽像，除了專門研究人士，則很少被民眾知曉和提起。或許我們也傳聞過聞一多在東北聯年夜當傳授時的妙聞軼事，可是對于他的研討內在的事務，他的學術文章，又有幾多人真正清楚和讀過呢？朱自清師長教師說：“聞一多師長教師為平易近主活動進獻了他的性命，他是一個斗士，可是他又是一個詩人和學者。這三重人格聚集在他身上，因時代的分歧而或隱或現……學者的時代最長，斗士的時代最短，但是他一直不掉為一個詩人。”
近期讀了聞一多《唐詩雜論詩與書評》一書，進一個步驟見識了師長教師文字的美和古典文學功底，其深摯的學問素養與深切的家國情懷更是散落在那如詩般精美的字里行間。該書內在的事務觸及宮體詩、初唐四杰、孟浩然、賈島、杜甫，太白詩英譯、古詩評論和國外的詩歌批駁等多個方面。書中文章都篇幅不長，作者既借助于感性剖析與回納，又將其文學氣質和經歷滲透到文章中，使其文章在感性的學術架構下，具有辭章之美，同時“書中很多不雅點具有‘立一篇之警勵’的功能”。文章說共享空間話之靈動，運思之奇妙，讓人過目難忘；其行文構造的文學化處置與“知人論世”的研討方式，讓我們得以從全新的角度往熟悉和感悟遠往時間中的那些人，那些事，那些詩。
一
作為古典文學研討的學者，聞一多對《周易》《詩經》《莊子》《楚辭》等古籍停止收拾研討，后匯集成《古典新義》，被郭沫若稱為“前無前人，后無來者”。在《唐詩雜論詩與批駁》一書里，對于唐朝詩歌的評論，聞一多慎密聯合時期汗青變遷和社會汗青文明頭緒來停止全體的靜態不雅照，具有一種年夜文明史的恢宏視野。文中有的評論佈滿了理性的敘寫和感情的外化，有的評論則極具作者小我顏色的戲謔褒貶，展示了作者獨到的目光和筆力。
在開篇《類書與詩》中，聞一多下去即提出唐代建國五十年“說是唐的頭，倒不如說是六朝的尾”，由於“接近那五十年的尾上，上官儀伏法，算是強迫的把‘江左余風’收束了，同時新時期的前驅，四杰及杜審言方才走進創作的韶華，沈、宋與陳子昂也先后出生了，唐代文學這才扯開六朝的罩紗，顯露自家的臉孔。”進而他提醒了初唐詩與六朝詩風的緊相干聯。作者既有對唐太宗缺少詩歌鑒賞才能的批駁和嘲諷，也有對宮體詩的改革者盧、駱的充足確定。他以為，唐太宗“所尋求的只是文藻，是浮華，不，是一種文辭上的浮腫，也就是文學的一種皮膚病。……因發覺到險象而憤激的少年‘四杰’便不得不高聲疾呼，搶下去施以規戒了。”
在《宮體詩的自贖》中，聞一多分析了初唐宮體詩若何從一百年間梁、陳、隋、唐四代宮廷所遺留下的那份最暗中的罪孽中，不竭剔除和刮失落骨肉中的萎靡而從頭煥產生機的經過歷程。在他看來，宮體詩經過的事況了“以聲律的發現與批駁的勃興為人所推許，但論及詩的自己，則為人所詬病”的時代。這一時代“沒有第一流的詩人，甚至沒有任何詩人，不是一樁罪惡。那只是一個消極的缺憾。”詩化的說話背后，展現的是聞深入的分析和鋒利的批評。聞一多高度確定了宮體詩的“自贖”是一種墮落，是從朽陳的母體中蛻出的重生命，盧照鄰和駱賓王的呈現，使人們麻痹了百余年的心靈回生，之后的劉希夷是盧、駱的暴風暴雨后安靜開朗的傍晚，而張若虛則是風雨后更安靜更開朗的月夜，他的《春江花月夜》是“詩中的詩，顛峰上的顛峰”。有了《春江花月夜》這一首宮體詩，“向前替宮體詩贖清了百年的罪，向后也就和另一個顛峰陳子昂分工一起配合，肅清了盛唐的路”。
對于《四杰》，在聞一多看來，我們不克不及墨守先進為主的傳統不雅點，只看見“王、楊、盧、駱”之為四杰，而勾消了一切其他的不雅點，“那只是拘泥、冥頑、情願上傳統名詞確當而已”，為此他分歧平常地衝破“四杰”視角，從“人”與“詩”的角度，即年紀、性情、友情和創作情勢與特色，將四杰分作兩派，即宮體詩的改革者——“急躁淺露”的盧、駱，和唐音五律的扶植者——“文人兼有學者氣質”的王、楊，兩派各有任務。聞的結論是，論內涵價值，當然王、楊比盧、駱高，但“在文學史上，盧、駱的功勞并不亞于王、楊。后者是扶植，前者是損壞，他們各有各的任務。負損壞任務的，自己就得就義，所以掉敗就是他們的勝利。人們以成敗論事，我卻愿向掉敗的好漢們多寄予點同情。”可見聞一多評詩，自有他獨到的、不離人世的尺度。
比及寫《杜甫》，聞一多則完整是帶著“思其高曾，愿睹其景”的觀賞和跪拜。聞說杜甫是中國有史以來第一個年夜詩人，四千年文明中最莊重，最綺麗，最永遠的一道光榮。他比方杜甫三十五歲以前，是稱心的游覽，“像羽翮初滿的雛鳳，乘著靈風，踏著彩云，往漾漾的漫空飛往。”“靈機既經觸發了，弦音也已校準了，從此輕攏慢捻，或重挑急抹，信手彈往，都是盡調”，“三十五以后，風垂垂尖峭了，云垂垂狠毒了，鉛鐵的穹窿在他背上逼壓著，太陽也不見了，他在風雨雷電中掙扎，血污的翎羽在空中絢麗的旋舞，他長號，他哀呼，唱得越迫切，節拍越神奇，最后聲嘶力竭，他卸下了性命，他的挫敗是成功的挫敗，神圣的挫敗。”《杜甫》一文，可謂詞藻殘暴，詩化的句子如散落的珍珠，令人琳琅滿目；似跳動的火焰，繚燃在心間。在寫李白杜甫兩人的神交中，開頭寫道“兩位詩人談著話，嘆著氣，主人只顧忙著篩酒，或許他有興趣見不願說出來，或許壓根兒沒有興趣見”。這種以景結情，奇特而耐人尋味的表達，讀后讓人無窮嚮往和遐思。
聞一多把一切至高的評價和頌揚都毫無保存地獻給了杜甫，他說，“高低數千年沒有第二個杜甫”“鳳凰是禽中之王，杜甫是詩中之圣。由於議論到這巨大的人格，巨大的天賦，誰不感到平常文字的有效？不，有效的還不只文字，你只顧嘔盡血汗來懸擬，測度，總回是隔閡，那超人的靈府中的機密，他的心境，他的思緒，像宇宙的謎語一樣，決不是平常的腦經所能猜透的。”在聞與杜甫的不竭對話中，為我們懂得杜甫供給了一個宏闊的視野戰爭臺。而聞之所以這般高度評價和鐘情杜甫，除了杜甫那巨大的人格與天賦，或許還在于他在杜甫身上看到了本身的影子，仿佛千年前杜甫的思惟，杜甫的人格都早已“在貳心靈里運動，血脈里運轉”了，如許的觀賞或許也恰是好漢間的同病相憐吧。
二
作為新月派的代表詩人，聞一多不單創作古詩，于1923年和1928年先后分辨出書了兩部詩集——《紅燭》和《逝世水》，與此同時他還研討和評論古詩。《唐詩雜論詩與批駁》一書中對郭沫若、俞平伯、田間、臧克家等的詩都有評論。此中對郭沫若《女神》的評論尤其深入，佈滿一孔之見。他一方面積極確定郭詩是古詩的代表，是“時期的肖子”，掌握住了時期之精力，喊出了青年人的心聲。另一方面，他又指出《女神》處所顏色之缺少，“不獨情勢非常歐化，並且精力也非常歐化”。
在“《女神》之時期精力”一文中，聞一多具體剖析了郭詩時期精力之表現：一是，動的精力。“這種動的天性是近代文明一切的工作之母，是近代文明之細胞核。”二是，對抗和反動的精力。“二十世紀是個對抗的世紀，‘不受拘束’的蔓延給了我們一個看待威望的利器，是以反動流血成了古代文明的一個特點了。”三是，崇尚迷信的精力。《女神》中所應用之迷信常識，不只見于情勢上的，而那“歌頌機械的處所，更當起源于一種內涵的迷信精力”。四是，世界主義的精力。“迷信的發財使路況的器械將全世界人類的彼此關系捆得更緊了。因此有史以下世界之年夜同的顏色，沒有像本日如許光鮮的。”而《女神》選集中所用的方言，所稱引的平易近族，所應用的地名，都分歧于舊文學。五是，盡看之中有盼望的精力。“物資文明的成果即是盡看和消極。但是人類的魂靈畢竟沒有逝世，在這盡看與消極之中又不時忘不了一種掙扎奮起的舉措。”正由於郭沫若的詩掌握住了以上時期精力，抒發了時期青年的苦悶心聲，才博得了民眾，特殊是青年人的承認。
而在“《女神》之處所顏色”中，聞一多則剖析并指出了《女神》處所顏色缺少的表示和緣由。在他看來，“此刻的普通古詩人——新是作時興的新——似乎有一種歐化的狂癖，他們發明中國聚會場地古詩的鵠的，本來就是要把古詩作成完整的西文詩。”作為古詩代表作的《女神》，其歐化的表示在于，一是詩中所用的典故，東方的比中國的多多了，二是詩中夾用了可以不消的西洋文字。究其緣由，作者創作時的周遭的狀況——japan(日本)，恰是一個盲從歐化的japan(日本)，並且他讀的書又是西洋的書；此外，最最基礎的仍是作者對于中國文明之隔閡。
為此，他誇大中國的古詩，“不要做個西洋人說中國話”，也不要人們誤解“是翻譯的西洋詩”。他還針對那時對所謂“新”的就是東方的，這一廣泛存在的偏狹的懂得，提綱契領地指出，其所以呈現如許的題目，最基礎緣由在對于古詩意義的懂得差異題目。在聞一多看來，古詩當然是新的，但這種“新”，“不單新于中國古有的詩，並且新于東方固有的詩；換言之，它不要作純潔的當地詩，但還要保留當地的顏色；它不要做純潔的國外詩，但又盡量地接收國外詩的優點；他要做中西藝術成婚后發生的寧馨兒”。他說：“我們的古詩人若不時不無私們的‘今時’同我們的‘此地’，我們自會有發明力，我們的作品自既分歧于本日以前的舊藝術，又分歧于中國以外的洋藝術。這個然后才是我們翹看默禱的新藝術！
這里，聞一多1923年提出的對于古詩的懂得和創作法，和開國后毛澤東在1964年提出的“古為今用，洋為頂用”的文藝方針可謂不約而合，千篇一律。
三
讀聞一多的文章，感到其文之“驅駕氣概，若掀雷走電，撐決于六合之垠”，讓你為之擊節，為之喝采。在他筆下，汗青仿佛被激活，那些長遠的唐詩，這般鮮活而佈滿性命力，那些遠遠的詩人和時期仿佛逐一浮現在面前。看慣了感性、死板、陳腔濫調式的論文，再看聞一多的學術文章，寫得這般詩意盎然，直擊人心，形散而神不散。傅璇琮師長教師說：“把學術文章看成美文來寫，這方面，聞師長教師也給后來者豎立一個不太不難到達的尺度。限于篇幅，這個題目只能提一提，實在會議室出租這是很值得寫一篇文來談的。”
難怪汪曾祺在《歲朝清供》中回想說：“可以或許像聞師長教師那樣講唐詩的，并世無第二人。他把晚唐詩和后期印象派的畫聯絡接觸起來。講李賀，同時講到印象派里的pointlism（點畫派），說點畫看起來只是分歧色彩的點，這些點似乎不相連屬，但注視之，則可感到到點與點之間的內涵聯絡接觸。如許講唐詩，必需自己既是詩人，也是畫家，有誰能辦到？”言下之意，聞一多師長教師辦到了。汪還說昔時在東北聯年夜唸書時，聞師長教師的課很受接待，他教現代神話，很是“叫座”。不單是中文系的、文學院的先生來聽講，連理學院、工學院的同窗也來聽。那時的工學院在昆明拓東路，文學院在年夜西門，聽一堂課得穿過整整一座昆明城。但“聽聞師長教師授課讓人覺得一種美，思惟的美，邏輯的美，才幹的美。聽如許的課，穿一座城，也值得。”
只惋惜，1946年7月15日，正值盛年的聞一多在弔唁李公樸的會上，因叱責公民黨暗害平易近主人士的罪惡，慘遭殺戮。聞一多的很多研討打算和未完成稿都定格逗留在了那一天。《唐詩雜論詩與批駁》里關于唐詩的評論，是作者生前訂定的關于唐詩研討的寫作打算，由于忽然離世，致使終極未能完成。可嘆“古人已乘黃鶴往，此地空余黃鶴樓”。何炳棣曾說過：“從純學術的不雅點看，年夜大都的文史學人都公認聞一多是用東方方式和多學科東西，共同傳統訓詁音韻考證研討中國現代文學最富創意最有結果的典范。即便這般光輝的學術成績仍是難免被他多才多藝、多姿多采、大張旗鼓、光線四射、悲壯停止的平生所部門地遮蔽了。”是啊，假如聞一幾多傷時感事，多為小我預計；假如他不往蔓延公理，不那么自發肩負起常識分子的道義和義務，或許也就不會被人暗殺。才幹卓盡的他，只需埋首學問，定會在本身的學術研討範疇年夜放異彩，寫出“不廢江河萬古流”的作品。可是，生在那樣的年月，那樣的聞一多，真能如愿嗎？
時期塑造了聞一多，也成全了人們心中的平易近主兵士聞一多。明天，那些文稿和唐朝風雨，那些古詩和妙聞軼事，早已釀成一堆符號，躺在汗青的文本里，讓人觀賞和企盼，也讓人嘆息和想象……寫到這里，頭腦里忽然涌現出聞一多《杜甫》中的一句話：“他逝世了，他在人類的記憶里永遠留下了一道不成逼視的白光；他的音樂，或沈雄，或悲壯，或凄涼，或激越，永遠，永遠是在時光里顫抖著。”是的，聞一多逝世共享會議室了，他瑜伽教室在人們的“記憶里永遠留下了一道不成逼視的白光”；他的詩和遺作，將永遠“在時光里顫抖著”。
（作者為中心黨校傳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