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寶，字令升，東晉史學家、文學家。干寶自幼博學多才，出仕后曾擔負佐著作郎。東晉政權方才樹立，干寶就由王導推薦出任史官，并授命撰修《晉紀》。《晉紀》取法《年齡》，采用紀年體，記錄舞蹈場地了西晉宣帝至愍帝間一百余年之事。《晉紀》一書文字繁複、記事謹慎、群情適當，獲得了歷代史家的交口稱贊，有“良史”的佳譽。《晉紀泛論》是附于《晉紀》全書之末的一篇汗青評論，干寶以大方之情泛論西晉一朝的汗青，分析司馬氏為政的得掉，寄寓本身的政管理想。
《晉紀泛論》回想了司馬懿、司馬師、司馬昭與司馬炎祖孫三代四人創業立國的過程，突顯了司馬氏起于濁世而致承平的雄偉工作。繼而采用對照的方法，論述惠帝一朝的凌亂近況，揭穿選舉掉當、長短不明的凌亂近況，悼念皇帝掉位、王室操戈的喜劇。西晉一朝可謂“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這激發了干寶的思考，促使他將眼光轉進到對治世之道的切磋上。干寶將禮義品德視為“治道”的基石，以為禮義品德關乎國度安危，并輔以周朝突起昌隆的史實加以印證，最后總結西晉為政的過掉，切磋亡國的深層緣由，在篇末以“美滿收場”的方法寄寓本身對實際的等待與瞻望。縱不雅《晉紀泛論》一文，駢散兼行而又文法井然，群情精警、一針見血，確為魏晉文章的聚會場地典范。
在辭章之外，這篇史論常為人稱道之處在于《晉紀泛論》延續了“年齡筆法”。歷代史家經常以“直”來評價干寶，恰是緣于他秉筆挺書的史家精力。“年齡筆法”精力在于實錄，陳壽、陸機、王隱、虞預等人編輯晉史，對高尚鄉公曹髦被弒一事都避而不言，只要干寶《晉紀》據實記錄，這獲得了唐代史學家劉知幾的高度贊揚。在《晉紀泛論》中，干寶一以貫之地秉持了實錄的精力，絕不避忌地直陳西晉朝政的過掉。在闡述西晉短祚而亡的深層緣由時，干寶尖利指降生風廢弛的本源就是司馬氏“不及修公劉太王之仁也”。統治者形成了極壞的社會導向，以致于品德沉溺、禮制崩壞，士人不再像漢代那樣篤守名教禮制，呈現名存實亡、厚利輕義的不良風尚，全部社會墮入“恥尚掉所”的價值缺掉之中教學。作為東晉的史官，干寶并沒有對司馬氏統治的西晉實際加以回護，而是秉筆挺書，真正的地記載了實際，加以嚴格批評，保持了史家的態度。
當然，假如僅僅憑仗實錄的精力，《晉紀泛論》還缺乏認為歷代史家所推重。《晉紀泛論》的價值更在于干寶對人事盛衰的關心，對治世之道的思慮。自《年齡》以來，直至司馬遷《史記》，史家都在追蹤關心“天人之際”，思慮天道與人事的關系。干寶也不破例，我們看到他在會商人事盛衰時也遭到了“天人感應”學說的影響，例如他言及西晉創業時以“天符人共享空間事”說明司馬氏滅蜀，又將周代昌隆視為“天命昭顯”。但干寶在天人關系上并非完整遵守漢儒舊說，而是浮現出本身奇特的思慮。他非常器重人的自動性，這一點我們可以從《晉紀泛論》中“以元配天”的不雅念窺測一二。干寶固然認可了帝王之興是天命所定，但他加倍誇大君主不成妄為，應該頤養品德內在，適應年夜義。西晉亡國并非天命，而是君主不修仁德，故而干寶總結道“人能弘道，非道弘人”。由此我們可以鑒定干寶所言天人關系，其著眼點仍然是人事興衰。
人事興衰系乎治世之道，干寶要從西晉治亂之中尋繹“治道”。司馬氏三代積聚，終極亡魏而成晉。在干寶看來，司馬懿知人善任，有容人之量，司馬師、司馬昭承襲父業，外平邊患內撫繚亂，司馬炎代魏稱帝，完成了同一工作。至此，蒼生安身立命，西晉太康之世也可稱為一時亂世。但是到了惠帝時代，王朝急忙式微。干寶在分析興衰轉機的緣由時，將眼光聚焦于選舉用人。西晉選舉履行九品官人法，以德性、才幹與門第為尺度，但在現實運轉經過歷程中垂垂發生了重門第而輕德性才學的偏向，這在社會中形成了連續串的連鎖反映。選舉重門第，王孫公子不拘資格才幹越級擢升，乃至朝野高低競瑜伽教室相奔忙求官；選舉輕德性，招致為官之人只追蹤關心好處，而缺乏品德情懷；選舉非論才幹，致使被選者缺少識人辨才的才能，乃至奸邪之徒順勢而起。干寶的察看靈敏而深入，西晉朝政之誤導源于用人之掉，這一判定獲得了千載之后王夫之的認同。王夫之以為，王朝用人最為要害，西晉固然不存在曹魏苛政嚴法的弊病，但是朝廷取士不妥乃至佞人當道，任用佞人乃至朋黨相爭，終極速亡。干寶會商用人之掉，觸及到了品德尺度缺掉的弊端，這天然將察看視角導向了朝廷對品德禮義的立場上。
朝廷拔擢人才非論品德，選才年夜多為邪佞之徒，士人也缺乏忍讓廉恥之心，招致腐朽風行，干寶不由悲嘆道“禮制刑政，于此年夜壞”。朝廷選舉不只是提拔國度權要，更是宣傳國度價值系統的道路，仍是實施“王化”的主要手腕。借由選舉，中心王朝將統治認識形狀宣之于大眾，領導大眾以品德禮義規范本身，從而到達教化的目標。漢代鹽鐵會議中，文學之士非常重視朝廷的價值導向：“導平易近以德，則平易近回厚；示平易近以利，則風俗薄。”假如朝廷以品德領導國民，則風氣厚樸；如若朝廷顯示出厚利的立場，則風氣澆漓。西晉選舉的不良偏向形成士人樂得投契而不屑苦守邪道，崇尚空口說而嘲笑勤懇。由此，傳統價值系統開端瓦解，儒家所標舉的仁義禮智信等品格都被擯棄，激發的各種亂象搖動了國度的最基礎，晉室統治難以久長就是汗青的必定了。所以干寶以為晉末騷亂概況看來是賈后干政、韓午專權所致，實則是品德價值瓦解的成果。
西晉興起緣于用人之掉，用人之掉緣于選舉不妥，選舉不妥緣于王朝不尊禮義品德。有鑒于此，干寶將“治道”之本系于品德價值，提出了一個深奧的命題：“蓋平易近情風教，國度安危之本也。”蒼生篤守禮義，不為邪僻之事，可以或許為國逝世難而不求生害義，更談不上作亂。干寶進而以前代汗青為參照，從中獲得了一個結論：“爰及上代，雖文質異時，功業分歧，及其安平易近立政者，其揆一也。”固然上古以來典章軌制分歧，但治世有恒一不變的法例，這就是“賴品德典刑”。以品德禮義治國，這是儒家一向的說法，孔子言“導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孟子也主意行暴政。干寶的不雅點雖看似傳統，卻有其獨到的熟悉。干寶以為蒼生愛憎相異、短長分歧，所以相互爭取，這是恒常的紀律。治世要以“年夜道”，不克不及與蒼生相爭，不居功自負，不侵占蒼生之利，讓蒼生體察到君主的慈悲心腸，從而甘拜下風。這般，國度最基礎堅固，才可以長治久安。干寶以周代為例，歷數周室先王忠誠之德，嘉獎其暴政之舉，以此論證治世以德的公道性。
《年齡》之旨在于“勸善而懲惡”，史家之責不只在于忠誠記載汗青，更應對汗青作出評判。干寶《晉紀泛論》所論的“治道”繼續了儒祖傳統的政治思惟，又融進了本身的看法，有助于改正世風，建立對的的價值系統。蕭統《文選》收錄此文，其尺度乃是“事出于尋思，義回乎翰藻”，于《晉紀泛論》而言，此評甚為精當，此中之“治道”恰是干寶尋思的結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