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年夜序》不只是“五經”之一《詩經》的“綱要性”闡釋文本，也是中國文學批駁史第一個“瑜伽教室體系性”詩學專篇。它將詩學文本“寄生”于經學文本，以經學文本“催生”出詩學文本，兼經學、詩學文本“生生”之聰明，對中國文學、美學、儒學及全部學術史的成長、演進發生了耐久而深遠的影響。
詩學文本“寄生”于經學文本
自漢武帝“免除百家，獨尊儒術”以后，“道術兼修”的儒家學說日隆，經學熾盛，被皮錫瑞稱為“經學昌明時期”。《詩三百家教》成長至此，有“四家詩”行于世。齊、魯、韓三家詩系今文經學，立學官，置博士；毛詩后出，為古文經學，未立學官，但影響極年夜。迨今文經在東漢日益煩瑣之時，經馬融、鄭玄諸巨匠的分析與弘揚，毛詩遂勝于三家詩，并在后世傳播經過歷程中，毛詩獨傳而三家詩亡佚。
《毛詩序》為毛詩之綱要，有《弁言》和《年夜序》之分。《弁言》指今本《毛詩》各篇之前講解其詩旨、內在的事務、作者或創作佈景等長篇大論的序文；《年夜序》則指《關雎》序后對《詩》之特征、內在的事務、種別、功用等停止高度凝練的統攝性文字。作為儒家思惟精華與漢代社會現實無機融會的產品，《詩年夜序》不只起源于儒家“五經”之中，並且孕育“寄生”了儒家詩學話語。
起首，“詩言志”儒學話語是“中國歷代詩論開山的綱要”。其語出《尚書·堯典》，倒是先秦諸子之共鳴。如《左傳·襄公二十七年》“詩以言志”；《莊子·全國》“《詩》以道志”；郭店楚簡《物由看生》（原題《語叢一》）“詩所以會古今之志”；上博楚簡《孔子詩論》“詩無隱志”；《荀子·儒效》“《詩》言是其志也”。迨至《詩年夜序》，又秉承《新語·慎微》《禮記·樂記》“心→志→詩”話語形式，將其成長成為“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為志，講話為詩”。對“詩”與“志”所作形而上品級的區分，凸顯漢儒對詩歌創作實際研討的深刻。
其次，詩、樂、舞三位一體，是儒家詩學晚期成長演化的基礎紀律。其語亦出《尚書·堯典》，也是漢儒之通識。不外，晚期詩、樂、舞是人“獸”共體（“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而后期詩、樂、舞則天衣無縫。如《禮記·樂記》將詩與歌、舞對舉，認為“歌之為言也”，并以“缺乏”遞次銜接“言之”“長言之”“嗟嘆之”“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詩年夜序》則在承續中又作糾偏，以“缺乏”遞次相連“言之”“嗟嘆之”“永歌之”“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其“詩→樂→舞”之遞次節拍的誇大，展示漢儒對詩歌逐步自力特征的體認。
再次，詩、禮、樂彼此融通，是儒家詩學晚期成長遵守的基礎規范。如《詩年夜序》和《禮記·樂記》以為詩和樂雖有“形于言”和“形于聲”之前言分歧，但都以“情動于中”為根源；而“聲成文謂之音”及“治世之音”“濁世之音”“亡國之音”的相干闡述，兩者則只字不差。從《周禮·春官·巨匠》之“六詩”到《詩年夜序》之“六義”，雖有“詩”“義”稱號之別，但兩會議室出租者的六個基礎要素不只毫無變更，並且語序完整分歧。至于詩與禮、樂教化感化的相融相通，則不只是先秦至漢儒家士人配合服從的學術譜系，也是后世文學功用論主流不雅念所謂“不關風化體，縱好也枉然”的孕育胚胎。
經學文本“催生”出詩學文本
作為《毛詩》之焦點，《詩年夜序》在承續先秦以來儒家文藝思惟的基本上，以經學文本特有的盡對上風，“催生”出一系列詩學概念、范疇和命題，使其成為中國詩論史上第一個詩學專篇。撮其精要，顯明有三：
第一，以“情”為本。與東方文學相較，中國文學有極為長久且一以貫之的抒懷傳統。但是，在先秦時代，《詩經》雖有不少抒發小我或所有人全體感情之作，屈原亦有“奮發以抒懷”“結微情以陳詞”之語，但它們皆非自發的文學實際。諸子傳世文獻中雖不乏言“情”或“情性”者，亦多未與藝術根源相干聯。直至郭店楚簡《性》（原題《性自命出》）提出“凡聲其出于情也信，然后其進撥人之心也夠”，“情”才成為樂之源。而明白標舉“情”乃詩之源的，則是《詩年夜序》。其重要不雅點有二：其一，“情動于中”和“發乎情”；其二，“吟詠情性”。前者可視為詩歌創作之念頭，是陸機“詩緣情”之先聲；后者可視為詩歌創作之內在的事務，是后世“詩言情”之先河。不外，受儒家詩教之影響，《詩年夜序》之“情”要“見乎治亂，止乎禮義”，必定水平上障礙了文藝的不受拘束成長。
第二，以“主文譎諫”為尚。《詩年夜序》在延承先秦儒家詩教時，將《禮記·經解》之“溫順敦樸”催生為“主文譎諫”。它包含兩個面向，即“上以風化下”的教化和“下以風刺上”的勸諫。但無論“化下”，仍是“刺上”，都必需以“主文譎諫”的委婉、不婉言為創作主旨。這雖是漢儒在特定的政治生態中為完成本身弘遠理想或政管理想而采取的一種躲避風險的戰略，表現了他們的保存聰明，但與此同時也為后世文學蘊藉含蓄美的孕育與扶植奠基了堅實基本。“主文譎諫”頗具平易近族特點，國人日用而不覺，但海內漢學揭橥深入。如美國布道士阿瑟·史姑娘稱之為“迂回表達的才能”或“愛兜圈子”，法國粹者弗朗索瓦·于連稱其為“迂回的意義戰略”或“表達藝術”。
第三，以“風”為喻。用年夜數據檢索，“風”在《詩年夜序》中呈現頻率最高，且“一名三訓”，反應了一種極富平易近族特點的思想取向和文學不雅念。它們不分彼此，自為一體，構成了“風——風詩——風用”全體的風喻。對此，錢鐘書師長教師曾在《管錐編》中作過總結：（一）言其根源（origin and provenance），為鄉俗、風謠，今語所謂處所平易近歌；（二）言其感化（purpose and function），為諷諫、風教；（三）言其體系體例（mode of existence and medium of expression），為風詠、風誦，今語所謂行動歌頌文學。即所謂“‘風’之一字而于《詩》之淵源體用包舉囊括，又并行分訓之同時合訓矣”。無論是“緣風喻詩”，仍是“托風喻用”，《詩年夜序會議室出租》都以“風”為喻體，借“風”豐盈的文明內在構成了熔詩之源、詩之體和詩之用于一爐全私密空間體的風喻批駁，為中國象喻批駁確立了兼重教化與審美的雙重典范，將中國詩教傳統施展得極盡描摹。
兼性文本“生生”不息之聰明
作為經學、詩學之兼性文本，《詩年夜序》不只陶染現代，並且惠澤當今，浮現出無盡的“生生”聰明。
其一，《詩年夜序》之作者，為《詩經》學千年公案，其說達數十種，如鄭玄、陸德明以為系子夏作；范曄以為系衛宏作；《隋書·經書志》以為系子夏所創，毛公、衛宏加以潤益；成伯玙以為首句為子夏作，其余毛公系其辭；程頤以為系孔子作；鄭樵以為系村野妄人作；范家相以為系秦漢經師所作……古人多以為，《詩年夜序》非一時一人之作，而是戰國至西漢儒家士人所有人全體創作的結晶。關于《詩年夜序》作者之紛爭，概況上看，是著作權的題目；究實在質，則是其背后的話語權之爭，是尊圣宗經與疑古立異的“所有人全體有意識”間的博弈。
其二，《詩年夜序》之“六義”說以闡釋“大雅頌”懸置“賦比興”的開放性情局，給后世研習者遺留了大批“空缺”和“不決點”，鄭眾、鄭玄、孔穎達、成伯玙、歐陽修、王安石、蘇軾、程頤、鄭樵、朱熹、楊慎、郝敬、陳啟源、朱鶴齡、惠士奇、戴震、姚際恒等都參加了空費時日的論爭；“三體三辭”“三用三情”“三體三言”“三經三緯”“三體三用”等紛歧而足。時至本日，關于“六義”的詳細內在仍難告竣共鳴，以“大雅頌”為詩體，“賦比興”為伎倆的概說，只是一種權宜之計。而歷代文人有關“賦比興”的論說及其在中國文藝史上所飾演的腳色則更有可連續切磋的空間。
其三，《詩年夜序》之“大雅正變”說沾溉后世，澤被學林。“文變染乎世情，榮枯系乎時序”。時世由盛而衰，政綱從治到亂，文學亦隨之產生變更。與“正風”“正雅”絕對，《詩年夜序》將反應社會事變、政教衰頹的詩作稱之為“變風”“變雅”，即所謂“霸道衰，禮義廢，政教掉，國異政，家殊俗，而‘變風’‘變雅’作矣”。從學理上說，《詩年夜序》僅以時世、政綱劃分詩之正變雖有欠公道，但其由此所提醒的詩歌與霸道、禮義、政教、國政、家俗的親密關系，則具有社會汗青批駁、政治品德批駁、文學地輿學批駁與風俗學批駁等多重文學批駁意義。而其內蘊的激烈憂患認識，亦可視為中國文學憂患母題的主要起源之一。
綜上所述，一言以蔽之，作為一個兼性文本，《詩年夜序》表現了中華平易近族之兼性聰明，在中漢文明史上熠熠生輝。
（作者：張金梅，系中南財經政法年夜學消息與文明傳佈學院傳授）